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为人主任的邀请，另外，也对社科院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的正式挂牌表示祝贺，今天也是中心正式开张的第一天，表示祝贺。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今天上午和下午已经有这么多大家、大咖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是最后一个，也想讲点小道理。上午的时候，朱青教授讲到关于减税降费，其实就三个问题，第一个，该不该减；第二个，能不能减；第三个，怎么减。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减的怎么样？减的效果怎么样？这个问题，刘颖教授刚才也提到了，这一部分也是她发言的最后一块儿，最重要的不是减了多少，而是减的效果。我认为对减税效果的认识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理论，但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政策的走向。 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认。由于时间很宝贵，我就直接谈以下几点结论性的认识。

第一点，减税降费的政策不一定引起收入总量的减少。绝对量是不一定减少的，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不需要多做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媒体报道、社会公众、两会代表的发言，他们对这个其实问题是模糊的，或者说，他们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是在拿绝对数说事儿。当然，我们自己也这么看，比如去年让我交100元税，今年让我交110原水，那就是我交的税增加啦，没减税降费。这是从绝对数来说的，这个应该是不准确的，是有很大误解的。

第二点，减税政策的效果主要是看相对数，看税收的负担水平。这个也很简单，关键是税收负担的水平，或者说减税降费有没有名义减税降费和实际减税降费之分。大家都知道，税收负担或者是税率，都有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名义税收负担和实际税收负担之分。减税降费有没有名义上的减税降费和实际上的减税降费之分？当然是有的，但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分清的，导致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了错误的认识和纷争。那么，什么是名义上的减税降费？我们用计算来表示，那就是用计算期的税基乘以降的税率的比例。当然，税基有不同的算法，增值税的税基可以用收入当税基，也可以用销项减进项当税基；所得税可以用收入当税基，也可以用应税所得额当税基。但是，它总的计算还是计算期的税基乘以降的税率。那种计算结果显然是名义上的，它是一种计算出来的，理论上的减税降费。当然还有预测的，比如说2019年减税降费20000个亿，那它就是预测的，那么预测的减税降费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肯定是名义上的，因为它是预测值。那么什么是实际上的减税降费呢？我认为是应该这样计算，我们要先找出上一年或前几年平均的实际税收负担率，再用计算期的税基乘以实际税负率，然后算出实际应该交多少税，与他计算期实际交了多少税之间的差额进行比较，这个才是他实际的减税降费额，用这个实际的减税降费额除以按上年实际负担率计算出的应缴税额，就是减税降费的程度（相对数）。上述名义的减税降费与实际的减税降费之间肯定是有差额的，因为中间会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抵消、冲淡，甚至是起到相反的结果。今年政府公布的分阶段3000个亿、5000个亿甚至20000个亿减税降费规模，这些都是名义上的减税降费。而反过来，对那些企业家进行企业调查，他们讲的都是实际上的减税降费，所以产生了不一致，那么就是国家为什么实际减这么多，但是很多企业家却没有感觉到降税反而增了？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二个问题，减税降费，他也有名义和实际之分。

第三点，刚刚说了名义的减税降费和实际减税降费之间是有背离的，那这个背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首先跟我们的税收收入实际高速增长是有一定的关系。税收收入的增长因素会抵消减税降费的效果，而关于税收收入为什么会增长？自从九三年之后，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是增长的，由高速增长到快速增长，直到这两年才平稳的增长，甚至低于GDP。那么过去为什么税收收入会持续在高速的增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早有三要素论，后来四要素论、五要素论、六要素论、七要素论等。但我认为名义与实际相背离的原因可归结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内生增长的原因。是内生的，也是制度的，这个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税制的原因。经济增长了，那么税收肯定也会增加；经济结构优化了，税收肯定也会增长。就像三大产业，第一产基本没有什么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占比越来越低，这是经济结构导致的税收的增长。物价水平也会影响我们的税收政策等等，这都属于经济的因素和制度会带动税收的发展。还有税制的因素，大家都知道所得税，它的税率就是一种自动稳定器，它会随着经济而自动增长，这是由于制度而产生的，这是一类。那么第二类就是人为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征管因素。税收征管因素也包括几种情况，比如也有税制因素，由于税制的改进加强了征管，为加强征管创造了条件，比如说营改增加强了税制的征管，它是有利于税收征管的。营改增，尤其是发票的管理增强了，它对于增值税有很大的增长效果，对于所得税也是有很大的增长因素的，因为发票是企业所得税的基础因素。甚至它对个人所得税也有很大的促进。我跟一个局长聊天，他说个人所得税怎么一直涨，涨到了40%多，不知什么原因。我对他说，因为营改增发票加强了，过去都是开票找人报销，但现在不好开了，所以对于个人所得得税也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技术的进步，比如说现在的金三系统，发票管理系统等等。第三个是信息因素，主要是第三方信息的加强，甚至包括国际性情报交换，比如GRS等等，这些确实保障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了。第四个就是人为因素，就是人为地加强税收征管。比如说内部的绩效考核，由于上面的压力等等各种原因，导致人为地加强征管。上午刘桓教授讲到收过头税的现象，他上升到了一个税收伦理的角度，说这是一种执法的不道德，这就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税款的增加。但这个也不能怪我们税局的干部，这事确实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是由于税收任务的刚性要求，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要求减税降费，地方政府要求不一样,要求有一定的增量，税局干部需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而现在又是经济环境不景气，所以，我们就要加强征管。所以这些都属于第二类征管的因素，造成增长的抵消，而导致两者的背离。上述这两个因素对纳税人或者是缴费人造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类因素是属于制度类因素，其实对于纳税人来讲，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你的基数在那里，是你的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的，所以他们的痛苦指数不会太高。第二个征管因素所导致的，就会给造成实际的痛苦指数提高，造成的名义与实际的背离就会比较明显。这是我关于第三点认识，关于二者背离的原因。

第四点，就是减税降费效果的原因关键还是要看实际的减税降费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上公布的，包括政府部门公布的实际上都是名义上的减税降费效果。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实际的减税降费效果也不能全听纳税人或者缴费人的，他们讲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就像上午朱青老师讲的，医院的财政拨款才占4%，我认为这个不可信。就像两个人打架的事情，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在调查的时候，肯定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有理的部分给夸张了。那么回到这里也是一样的，实际的减税降费效果，也要经过认真的测算。我们要更加重视实际减税降费的数字。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在总局正在进行的全国税收调查，增设了“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调查问卷”，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真实感受进行填报。我认为这是个进步。当然，纳税人也要进行认真的填写，进行实际的测算，不能光凭感觉，我们也希望到最后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将调查的结果公布出来，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既然要看实际的减税降费效果，那么我认为，目前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减税降费与加强税收征管两个问题。上午刘桓教授讲的过头税，我认为是一种极端，但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税务干部，一谈到要加强税收征管，他们就含糊了，不知道能不能做，该不该做。前段时间我跟某位税务局长聊天，科长让他来审批一些所得税事项，他说算了吧，现在都在改善营商环境、减税降负，做这些加强征管的事费力不讨好。如果我们再往前看的话，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社保费，以前说好的1月1号之后全部移交给税务局，但是到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只有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居民个人的移交了，这两块是最简单的，最容易的，剩下的都没有移交。为什么没有移交？其实，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一旦移交，对企业的征管加强了。我觉得这个很搞笑，加强征管难道错了吗？类似的还有之前对于电子商务的征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敢征，说我们现在要扶持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能对它加强征税。类似于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但我认为税务局的天职就是要加强征管，加强征管在什么时候都没有错，当然不能收过头税，但我担心的是片面强调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该加强征管的不加强。这是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一方面要加强征管，一方面又要实际的减税降费，如果没有达到实际的减税降费效果，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把加强征管的增长因素完全抵消。那进一步加大降税降费还有没有空间？我认为我们国家有两个方面都是个魔方，一个是税收收入，征管的效率是个魔方，到底有多大的潜力，这是个魔方，我认为潜力依然是很大的。第二个，我们的财政支出也是个魔方，到底能节约多少，对于财政支出管理的效果如何，这也是个魔方。另外我们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难道就不应该给你的老板在困难的时候上缴点利润吗？所以我认为是有空间的，在加强征管的情况下，如果实际税负没有降，我们就再次加强减税降费的力度。

这就是我的几点认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