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特朗普两任期税收政策对华影响分析
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摘要：特朗普在其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2017-2020年）任期内，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包括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等等。这些政策虽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与就业规模的扩大，但其奉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给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而特朗普在2025年上台担任新一任期美国总统后，又对外实施了一连串的关税政策。结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颁布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及其对美国国内外产生的影响，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新一任期税收政策的潜在影响及给我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于我国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相关税收政策冲击了我国的出口行业和供应链产业，导致企业竞争加剧，资本外流风险增加，并导致国际贸易关系恶化。对此，我国必须相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应对其对我国造成的冲击，具体而言：我国应加大创新研发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优化产业结构，保持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要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尽量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冲击。
关键词：特朗普；美国税收政策；关税
一、引言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本着“美国优先”的原则，签署了《减税与就业法案》，这是美国近30年最大规模的税法改革，目的是重振美国经济，促进就业。《减税与就业法案》中税收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司所得税方面，将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允许长期投资费用化，废除企业替代性最低税以及延长允许亏损结转年限；二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维持联邦个人所得税七档税率不变，但下调大部分税率，其中，最高税率从39.6%降到37%，并提高税前标准扣除额、取消大部分税收减免以及个人替代性最低税制(Alternative Minimum Tax，是以防止高收入个人利用税收优惠项目避税而作出的一种税收安排，具体是指纳税人至少应该支付的税收，若未达到此数额，应补缴差额部分税款）；三是跨境收入所得税方面，对美国企业取得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股息豁免所得税，并取消“递延制”，要求美国企业就汇回美国的留存在海外的利润按照低税率进行一次性征税，以及制定了一系列的反避税条款等。此法案推出后，美国联邦公司收入和利润税（Taxes on income and profits of corporations）收入、联邦总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减税与就业法案》的确降低了美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有效降低了失业率，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特朗普在第47任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曾明确表示将延续《减税与就业法案》中的个人所得税减税举措，计划将公司所得税进一步下调，意图将税率降至15%，还提出要全面实施关税政策。果不其然，特朗普新任期开始后便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关税政策，并于2025年4月正式推出“对等关税”政策，要求其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与美国对其商品的关税税率“完全对等”。与第一任期相比，此番特朗普关税措施实施力度大幅度增强，呈现出“极限施压”的态势，其目的或许并非追求政策落地后的实际效果，而是以“极限施压”作为谈判的筹码，以高额关税营造谈判优势，为后续博弈积累资本。鉴于此，为深入剖析特朗普新任期税收政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回溯并梳理其第一任期所施行的税收政策的实际成效，从中探寻规律与启示，为后续分析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紧密结合特朗普在第二次总统竞选时的提案与其新任期正式上台后实施的政策，对其可能继续推行或延续的税收政策及其潜在影响展开预测，并以2025年5月12日及以前美国官方已公布的税收政策及生效的行政令为分析基础，评估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特朗普两任期税收政策对内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形势，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促进资本回流，但也会引起贫富差距变大，政府财政赤字扩大，以及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提高等等。而对外而言，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引发贸易争端，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会阻碍“支柱二”的开展。而于我国而言，会加剧企业竞争，增加资本外流风险，对出口行业造成损害，冲击产业链，并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等。为此，我国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在坚持斗争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要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业结构，保持中国企业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尽量减少加征关税产生的冲击；还要与其他贸易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共同应对潜在的国际冲突与挑战。同时，特朗普关税政策虽然破坏了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合作框架，但也为我国积极推动国际秩序重构提供了机会。我国应积极加强与其他各国的交流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提升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二、特朗普第一任期税收政策及其影响
（一）特朗普第一任期税收政策内容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0年）期间，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签署并实施了《减税与就业法46案》，其中主要涉及对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的减免。另外，特朗普还对我国发动“关税贸易战”，本部分将详细介绍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国内外实施的税收政策。
1.公司所得税
《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关于公司所得税改革主要包括：一是降税率，将C型公司（C－Corporation，股份有限公司）的税率从35%降到21%，对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S型公司（SubchapterS Corporation）等穿透小企业合格经营所得停征公司所得税，而征个人所得税，且对其应税收入减计20%。二是长期资产投资费用化，在2017-2021年，允许企业将不动产投资之外的其他长期投资资产在当年一次性全额抵扣。三是废除企业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防止高利润公司过度避税而设置的最低缴税限度，若税负低于此限度，需补缴差额部分）。四是亏损结转，允许企业将当年的净经营亏损由原来的向以前年度结转两年，再向未来年度结转20年改为无限期向未来年度结转，但扣除额度不能超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80%。
2.个人所得税
《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包括：一是降低个税税率，仍保持七级累进税率，但除了第一级税率未变以外，其他税级税率均有所下降，其中，最高边际税率从39.6%降到37%。二是提高标准扣除额，个人申报标准扣除额由6500美元提高到12000美元，夫妻共同申报标准扣除额由13000美元提高到24000美元。三是提高税收减免，17岁以下儿童每人补贴由10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补贴门槛由夫妻共同收入11万美元提高至40万美元。四是提高个人替代性最低税负制门槛，个人单身报税门槛由应税所得55400美元提高至70300美元，夫妻联合报税门槛由86200美元提高到109400美元。
3.关税
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为据，指控中国存在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侵犯”等行为，启动对华“301调查”，这成为后续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2018年3月，美方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25%关税，涵盖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领域，中方随即对等反制，针对美国大豆、汽车等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正式爆发。同年7月至9月，美方分阶段对340亿、160亿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中国同步作出反制，冲突持续升级。后在2018年12月G20峰会期间，中美达成“贸易休战”共识，约定90天内暂停新关税实施并推进谈判。但是，2019年5月谈判破裂，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并于同年9月对112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关税，冲击全球产业链。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中方承诺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美方则部分降低关税，但2500亿美元商品仍维持25%高税率。
（二）产生的影响
《减税与就业法案》于2018年起正式实施，旨在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其中，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了大幅度减税，对个人所得税也进行了适当的减免。
就个人而言，《减税与就业法案》整体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了标准扣除额，有效降低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提高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促进了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企业而言，税率由35%降低到21%，显著增加了企业税后未分配利润，企业可将这部分利润用于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对外投资等，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减税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减税政策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帮助其渡过初创期的困难，进而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图1描述了2015-2019年美国失业率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到，2015-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共下降1.61%，说明该阶段美国国内就业环境确实有所改善。
图1 2015-2019年美国失业率
图2描述了美国2015-2019年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公司收入和利润税、海关和进口关税以及总税收收入，图3描述了美国2015-2019年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公司收入和利润税、海关和进口关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图4描述了2015-2019年美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名义GDP的比重）的变动趋势，图5描述了2015-2019年美国实际GDP以及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图6描述了美国2015-2019年政府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及其年度同比百分比。
其中，通过观察图2、图3、图4可以看到，2018年以前，美国联邦总税收收入呈上升的趋势，而2018年以后总税收收入相较2017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并且一直到2019年，总税收收入一直未超过2017年，且2018年宏观税负相较2017年下降接近一个百分点，虽然2019年略有提升，但幅度并不明显。由此可见，首先，2018年后，美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其次，就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而言，2015-2019年间，其税收收入总体上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变化也不明显，但由于2018年后总税收收入下降，故其占比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再次，就公司收入和利润税而言，其2015-2019年间的税收收入和占比整体都呈下降的趋势，只在2018年有小幅度的回升，但2019年又下降且低于2017年的数据；最后，对于海关和进口关税，2018年以后关税税收收入和其占GDP的比重均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且2019年关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2017年的两倍，证明了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确实显著增加了美国的关税收入，使其在总税收收入中比重增大。从图4可以看出，2018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推出后，美国的宏观税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相比于2017年，2018年宏观税负下降接近1个百分点，证明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税的作用。
图2 2015-2019年美国部分税种税收收入（百万美元）
图3 2015-2019年美国部分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图4 2015-2019年税收占名义GDP的百分比
通过对图5和图6的观察可以发现，2018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达到阶段性的最高值，彰显出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2015-2019年，美国消费支出与投资总额的年度同比百分比始终保持上升态势。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的增长率相较2018年实现了翻倍。综合这些数据变化可以明确得出，在2018-2019年间，美国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扩张以及投资规模增加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表明《减税与就业法案》在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图5 2015-2019年美国实际GDP和实际GDP增长率
图6 2015-2019年美国政府消费支出和总投资
综上，《减税与就业法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所得和利润税的税收收入，而对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关税的税收收入有明显的增加。从整体上来看，总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这说明《减税与就业法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个人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消费和投资，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的税收措施虽然使美国关税税收收入有明显的增加，但其并未弥补公司所得和利润税、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下降，其总税收收入仍是降低的。并且美国2015-2019年失业率持续下降，而实际GDP呈加速上升趋势，说明《减税与就业法案》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特朗普第一任期始终秉持“美国优先”的原则，深度贯彻“对内减税、对外增税”的经济策略。对内，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切实降低美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对外，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通过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与就业规模的扩大，但从国际视角来看，特朗普长期以“美国优先”原则开展经济活动，在对外贸易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往来，这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在新任期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明确表态将延续这一政策路线，对内继续推行减税措施，对外巩固关税政策。果然，特朗普正式上任后，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从覆盖范围到税率强度，都体现出对第一任期“政策遗产”的继承与升级，再次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三、特朗普第二届任期税收政策及其潜在影响
（一）特朗普第二届任期税收政策
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二届任期以来，高举“关税大棒”，逐步签署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关税措施。相比于第一任期，关税手段从局部加征升级为全域覆盖，政策工具从单一关税扩展为多层体系，给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梳理了2025年1月至5月12日这段时间特朗普对外实施的关税政策并分析了其潜在影响，同时，还结合特朗普新一任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政策承诺进行预测分析。
1.关税
2025年2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要对三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具体而言，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进口能源产品加征10%的关税），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加征10%的关税，自2月4日起生效。后虽曾延缓对墨西哥、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2月27日，特朗普又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不再暂缓，于3月4日正式生效。
2月1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相关措施于3月12日生效，还取消对部分贸易伙伴的钢铝免税配额和豁免政策。2月13日，特朗普宣布决定于4月2日起开始征收“对等关税”，即让美国与贸易伙伴彼此征收的关税税率相等，并称会考虑对使用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加征关税。2月26日，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欧盟贸易逆差较大，可能会对欧盟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涉及汽车、农产品等关键领域。
2025年3月3日，美方宣布以“芬太尼问题”为由，自3月4日起对中国输美产品再次加征10%关税。3月4日，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正式生效，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累计加征20%，部分商品综合税率超过40%。3月26日，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25%关税，于4月2日正式生效。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0%的“基准关税”，并对美国贸易逆差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分别于4月5日和4月9日生效。其中，对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加征34%关税。4月8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对等关税”，税率进一步提高至84%，总关税达到104%。4月10日，美国对中国关税提升至125%并即刻生效，同时暂停对其他75个国家加征额外关税，只保留10%，有效期为90天。4月15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的一份针对232条款的“事实清单”中提到，美国现在对于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最高达到245%。
2025年5月10日至11日，中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经贸高层会谈，就双边经贸问题展开深入沟通，并于5月12日发布了《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声明发出后当天，美方发布行政令，宣布自5月14日起调整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具体而言，美国表示修改4月2日行政令中规定的对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此外，美国将取消2025年4月8日和4月9日行政令中针对相关商品的加征关税。调整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现行有效税率为10%。
2.所得税
《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于2025年年底到期，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是永久性政策。而在特朗普竞选新一任总统提案中，特朗普承诺将延长第一任期内通过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并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将其税率降低到15%。2024年10月，美国国税局正式公布了针对2025年纳税年度的联邦所得税等级及标准扣除额的调整方案，具体而言，其提高了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额，并上移了适用税率的等级范围。
3.其他税
除了所得税、关税方面的措施以外，特朗普还提议取消对服务业和酒店从业人员的小费收入的所得税，以及取消对加班工资的所得税。同时，还计划取消对社会保障福利的征税，目前美国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个人需要就其福利的50%～85%纳税。
（二）潜在影响
1.对内影响
对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首先，税率降低、扣除额提高以及税率级距扩大等政策一定会普遍降低美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增加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但是，由于纳税人税收负担普遍降低，对于纳税人消费水平差距影响并不大，且高收入者的税基相对低收入者会大很多，而边际消费倾向又呈现递减的趋势，所以从总体上来讲，虽然税收负担降低了，但是低收入者还是需要用自己可支配收入的较大部分去购买商品，以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而对高收入者来说，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降低幅度要大得多，所以虽然是普遍减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公平。其次，特朗普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赤字来实施减税政策，虽在短期内会降低纳税人的税负，但其一直以财政赤字的方式来维持减税政策，后期赤字越来越大，政府可能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发行债券等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后期政府将会面临很大的还款压力，还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不利于政府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企业税负降低会使企业留存更多利润用于再投资、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等，会提高企业竞争力，鼓励企业发展，也会吸引更多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有利于产业资金回流和就业增长。
另外，对于特朗普新任期开始后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贸易经济体实施的一系列普遍增加关税的措施。一方面，普遍加征关税理论上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根据供需曲线，这些商品在美国的需求量会减少，美元与外币的流通减少，外币需求下降，会使得美元走强（美元价值上升，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提高）。但实际上，在2025年4月21日，美国金融市场却出现了“股债汇三杀”的局面，即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时出现下跌，显示出全球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任危机，消费者、投资者信心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普遍提高关税除了会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以外，还会提高本国生产厂商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成本，从而提高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因此提高关税税率不仅增加了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也增加了部分美国本土产品的价格，会相对提高美国本地人的生活成本。据悉，美国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于2025年4月16日宣布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非法关税”正在给加州的家庭、企业和经济带来混乱，推高了物价，威胁到就业。这些关税扰乱了供应链，增加了加州和加州居民的成本，并给加州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也反映了美国关税受害者不仅是其他贸易经济体，本国居民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除了减征所得税和普遍征收关税以外，特朗普还提议取消对服务业和酒店从业人员的小费收入的所得税，以及取消对加班工资的所得税。若该政策落地，首先，一定会降低服务业、酒店从业人员等特定从业人群的税收负担，但同时也会缩减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并可能会加剧美国就业市场的乱象。比如老板可能会降低员工工资收入，而将降低部分以小费的形式发给员工，一方面，工资未达到最低扣除额标准，不能征税，另一方面，小费又属于免税收入，政府就很难对其实际工资征税。同时，取消加班工资的所得税可能会导致部分员工在上班时间不做或者少做工作，堆积到加班时间完成。而且，一般而言，加班时间工资会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而对加班工资免税，免除的这部分税收相当于提高了加班时期的工资，员工可能会为了更多地加班，而选择在正常工作时间不好好工作。故此举可能并不能达到其最初预想的目的，还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对外影响
2017年的《减税和就业法案》中关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大幅度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增加了其税后可支配收入。特朗普也表示将会延长第一任期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并且会进一步降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相较于第一次减税法案，减税幅度更大，会吸引本就有意移居美国的高收入人群加入美国国籍，可能会起到“把富人留在国内”的作用。
但是，对于特朗普新任期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的关税政策，这些政策虽确实为美国带来了一定的税收收入，但也严重冲击了全球原本已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关系。特朗普新任期以来，肆意对其他国家额外加征高额关税，大幅抬高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的成本，进而致使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形成了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阻碍。特朗普随意变更关税政策的情形，已经引发众多国家对其实施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关系也变得异常紧张，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正如美国与加拿大、中国等贸易伙伴之间，面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关税措施，加拿大、中国均采取强硬反制手段，明确表达出国际贸易并非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着眼于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不仅导致了贸易伙伴关系恶化，还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的稳定性，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本文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因为美国产业长期依赖于全球供应链，与加拿大、中国等贸易伙伴的工业、制造业紧密相连，特朗普以“纠正贸易失衡”为由对这些国家征收不合理的高额关税，一定会引起相关国家的报复性措施，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这些反制措施对于美国相关企业来说，将会是致命性的打击。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自特朗普实施一系列激进的关税政策以来，美国企业面临着成本剧增、供应链断裂以及市场萎缩等多重难题，从科技巨头到小型制造商，从农业企业到零售商家，无一幸免。
于我国而言，自特朗普开启新任期以来，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采取了多轮叠加关税措施，呈现出步步升级的霸凌特征，中国始终以“对等反制＋规则博弈”的组合拳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起初，自特朗普上台后连续两次对我国加征10%的关税，后对我国实施34%的对等关税。在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其也加征关税时，特朗普施压中国停止反制措施。在中国拒绝后又加征50%至84%的关税，最后将额外关税进一步提高至125%，以至美国对我国关税总税率一度达到145%，甚至部分商品关税税率最高达到245%。面对美国的极限压制，中国迅速且精准地实施关税反制措施，针对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商品，依照美方加征税率，实施同等力度的关税加征，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捍卫国家利益与国际公平正义。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运用国际规则来维护自身权益，向世贸组织起诉美方加征关税的违规行为。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中国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更体现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大国担当，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始终遵循规则、利用规则来解决争端的立场与决心。
另外，美国大额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税率一定会大幅度提高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进而会提高中国商品以及部分以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为原料生产的本土商品的价格，而美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大数额商品，近年来该数值还有所上升，2024年达到5246亿美元，说明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存在大量需求，大幅度提高关税将会提高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虽然高额关税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但是进口商一定会尽力把这部分多出的税收成本转移给美国消费者，最终大部分税收还是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对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的关税战成本的研究，美国消费者和进口企业实际承担了美国对华加征20%～25%关税成本中的92%，而中国出口商只多付出了8%，其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相较美国而言，中国拥有强大且完备的供应链与产业链体系，具备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中国大力鼓励科研技术发展，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冲美国恶意关税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再结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对中美双方产生的影响，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大棒”大概率是由美国消费者和进口企业承受更高的成本与代价，对中国的伤害可能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特朗普从2025年4月2日开始实行的“对等关税”使世界关税水平创一个世纪以来的新高，并且给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以“解决贸易逆差”为由对其他国家征收的“对等关税”看似是为维持公平贸易，实则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其实质是通过单边加税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以消极对等代替积极对等、以形式对等抑制实质对等、以特定对等淡化扩散对等的贸易策略。从现实影响来看，特朗普推行的“对等关税”会引起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系统性贸易争端，导致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持续紧张。以中美、美加等国际贸易关系为例，这种简单粗暴的“税率对等”逻辑，无视各国产业结构差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现实，本质上是将国际贸易规则工具化的单边主义行径，会迫使各国采取反制措施，形成“以牙还牙”的关税螺旋，最终损害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另外，为规避美国“对等关税”冲击，跨国企业很有可能会将生产线从受关税影响大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至其他地区，加速调整全球产能布局。这一趋势会促使相关经济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壁垒，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兴国际市场，寻求多元化贸易伙伴，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以降低美国对等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远视角来看，特朗普“对等关税”本质上是逆全球化潮流的短视之举。在全球各国经济深度互嵌的今天，任何试图通过关税壁垒重塑贸易格局的做法，最终都将反噬自身经济利益。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最大受害方可能是美国自己。
特朗普新任期以来，迅速推行了一系列的激进关税措施，可能是由于其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延续第一任期的快速兑现机制，也有可能是抓住国会两党制衡尚未稳定的“政策空窗期”，力求推动自身政策议程的落实。然而，从长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出台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的涉诉已有两百多起，起诉主体涵盖了小企业、大学以及州政府等等，起诉事项涉及挥舞“关税大棒”、关闭政府机构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然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从目前特朗普已实施政策效果来看，与其表面实施目的存在显著的偏差。以对华关税为例，特朗普曾多次试图借提高关税迫使中国妥协，中国并未屈服，导致对华关税一路攀升，最高达245%。虽然当前中美双方已就关税问题短期达成共识，但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未来很难预测。我国需时刻保持警惕，持续关注特朗普政府后续可能出台的政策，提前做好应对预案，以保障我国的经济利益与发展稳定。此外，多方面证据表明，受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冲击，美国通胀预期已飙升至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衰退的概率急剧增大。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货运量大幅下降，制造业回流计划也遭遇重重困境，诸多压力相互交织，美国经济前景并不如预期所想，这些均与特朗普最初推行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故本文猜想，特朗普对外关税的实际目的可能并不是像对外宣称的那样，而是通过高额关税的形式对贸易国家“极限施压”，以此取得与他国的谈判优势，为后续的贸易竞争争取更多资源和优势。回顾特朗普的两任总统任期，均展现出了极高的政策不确定性。综合考量当前美国国内各界的反应，以及国际社会针对美国所制定的战略动态，不难预见，特朗普政府后续的政策走向仍将充满变数，面临诸多未知挑战。
四、给我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一）企业竞争加剧，资本外流风险增加
特朗普对内的减税政策，特别是大幅下调公司所得税税率，会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成本竞争中优势凸显。特别是对于制造业、科技创新型企业这类鼓励发展型企业，会相对享受更多税收优惠，能以更低的成本运营，也可能会吸引部分大型鼓励性跨国企业在美设立机构场所。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美国车企借助减税政策，可以将更多资金用于研发，推动技术革新。一方面，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产品性能，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企业在成本降低后，若选择继续压低产品价格，会让我国同类型企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当前美国最高税率37%，相比我国个税最高税率45%，对高净值人群更具吸引力，极有可能会引发“人才外流”现象。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我国企业在创新转型过程中，对高端人才的依赖程度颇高，人才的流失必然会阻碍企业技术研发与管理升级的进程。此外，资本往往会随着人才流动，原本投资我国的外资，受美国减税政策的吸引，可能会流向美国，同时带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脚步。其中更为关键的是，如今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掌握数字技术核心的高端人才流失，很可能导致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滞后，错失抢占数字经济高地的机遇。
（二）出口行业受损，供应链受到冲击
特朗普新任期伊始，对我国加征多轮关税，美国对我国输美商品的名义税率一度高达145%，部分商品最高关税甚至达到245%。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关税税率超过100%时，其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经济性已完全失效---这意味着进口商品成本将数倍于本土同类产品，市场流通链条被强行阻断，中美经济会全面脱钩。相较特朗普第一任期对我国实施的关税而言，特朗普新任期实施的“对等关税”在行业上覆盖面更广，税率水平更高，会大幅增加相关企业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此外，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与美国在供应链上的联系较为紧密，长期以来为美国供应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以及消费品等。特朗普推行的超高关税政策，将会直接导致我国供应链成本急剧攀升，降低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增加我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与市场风险。如今，全球化已深度融入各国经济，各国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增加，全球供应链布局也已趋于稳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可能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冲击，打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平衡，导致供应链中断或重新配置；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一些国际企业重新评估其在国际市场的整体布局，进而引发产业链的调整和转移。无论是全球供应链的波动，还是产业链的调整，均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三）贸易风险增加，冲击国际合作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已经对加拿大、中国、欧盟等经济体各加征不同税率的关税，并对外实行“对等关税”政策。这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引发全球贸易战，各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会采用报复性关税，导致贸易关系恶化。如今全球各国之间贸易关系密切，对进出口也愈发依赖。在这种情形下，发动贸易战会导致双方经济受损，严重破坏全球贸易秩序与供应链的稳定。而我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必然会受到影响，进而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构成威胁。
此外，关税政策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加强关税壁垒，提高了贸易成本，减少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导致国际关系趋于紧张，会破坏现有的国际合作格局。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原本顺畅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因美国的关税政策受到阻碍，比如亚太地区一些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受到干扰，不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五、我国应对之策
（一）加大研发投入，保持企业竞争力
面对特朗普对内减税可能会带来的企业竞争加剧、资本外流风险增加等问题，我国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创新、重视人才引进等方式来提高我国企业和商品的竞争力，削弱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国应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并创新研发投入的支持方式。例如，可借鉴欧盟设立5亿欧元科研激励计划以广纳全球科研人才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发展需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人才吸引机制。通过设立专项科研激励计划，打造开放包容的科研创新环境，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投身我国科研事业，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强劲动力。同时，积极探索并建立研发投入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提高企业研发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加速技术突破的进程。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运营成本，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动力，有力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同时，我国应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补贴，鼓励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保持企业竞争力，以应对挑战。对于部分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除了给予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外，还应组织行业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共享研发成果，来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另外，重视人才引进，搭建国际人才数字化服务平台，为海外高端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需涵盖落户、子女教育、科研启动资金申请等多个方面，以此增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将人才留在国内，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更好地应对特朗普税改带来的挑战。
（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
针对特朗普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行业和供应链的冲击，我国不仅要优化供应链和产业结构，加强国际交流，更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强化我国商品的国际不可替代性。同时，要将着力点放在国内市场，通过创新消费场景、释放内需活力、优化离境退税政策等举措，大力提振内需并促进入境消费，构建“内外双循环”协同发展格局，从而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冲击，保障经济稳健发展。
短期来看，为应对特朗普超额关税带来的挑战，我国企业需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智能化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全球供应链动态，精准调整供应链布局，提高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和灵活性，确保在贸易关系恶化时能够迅速调整；需加大对出口产品的研发投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降低其对关税的敏感度；需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应对特朗普税改带来的挑战。
从长期来看，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充分借助区块链技术，大力推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凭借其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等特性，显著提升产业供应链的透明度，强化各环节协同效率。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避免“卡脖子”技术，增强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我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好地应对特朗普税改带来的挑战。在发展数字经济层面，我国应着力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完善的数据交易规则与平台，让数据要素充分流动，激发创新活力，为传统产业赋能，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鉴于特朗普高额关税带来的挑战，我国可将更多目光投向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大力提振内需，并发展入境消费。具体而言，可针对性出台系列政策着力提振内需，例如发放消费券、以旧换新等，充分发挥需求侧的牵引作用，有效消化过剩供给，促进国内市场供需动态平衡，为经济稳定运行注入动能。同时，积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式购物体验，刺激国内消费。同时，扩大内需不仅要激发潜在消费群体的购买力，还需积极拓展高效益的投资渠道，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体系，以此缓解出口贸易所受冲击。在投资领域，应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理念，更大力度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以及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优化投资结构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可优化离境退税，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旅客购买货物后离境，将所购货物带回本国，其实质相当于出口，离境退税本质上就是出口退税，离境退税服务是促进入境旅游消费、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我国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特朗普税改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确保经济持续、高速、稳健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占据主动地位。
（三）加强国际交流，共同应对“高关税”
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当下，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许多挑战与机遇。在此背景下，我国应根据格局变化积极调整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并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首先，对话与交流是解决国际贸易问题的关键。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往来规模庞大，2024年中美贸易额达48977.8亿元人民币，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1.17%，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中美贸易关系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现存的贸易争端和技术封锁等问题，尽可能维护中美贸易关系的稳定性。近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强大的产业体系。但面对美国不合理、强盗式的贸易政策，我国有决心并有能力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尽管中美双方已通过协商签署《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短期内就关税事项达成共识。但在该问题上，我国仍需保持战略定力，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时，以开放合作心态推动双边关系向好发展，更需坚守原则底线，坚决抵制任何损害我国发展利益的施压行为，在平等对话中捍卫国家经济主权与产业安全，以理性且强硬的态度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贸易秩序。同时，还要与其他国家、跨国企业加强沟通，清晰明确各自的立场和关切，增进彼此理解。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分歧与争端，坚决避免采取过激的贸易保护措施，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其次，要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以此降低贸易风险。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抓住美国“一对多”---以其一国向多国开展关税战的有利时机，积极深化和扩大与欧盟、日韩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贸易合作伙伴的经贸关系。在此轮国际贸易关系重构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我国同美国以外的贸易合作伙伴的经贸关系，防止目前的关税战由美国的“一对多”扩大为“多对多”混战，向着建设“关税国际统一战线”的方向努力，在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进程中重构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深层次的经贸关税内涵。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积极推动全球贸易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对外贸易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最后，应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加国际合作项目，如共建“一带一路”等，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方式，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这能够为我国应对贸易争端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有效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此外，这对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是一个重要契机。我国应充分发挥大国责任担当，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全球贸易体系变革中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